為何在疫情后，學生自殺率升高？

近幾年來，中國青少年的自殺率居高不下，甚至位居世界第一。

據相關數據統計：每年約有10萬青少年死于自殺。

每分鐘就有2個人死于自殺，還有8個自殺未遂。

在自殺者的年齡排列中，12歲占第一位(40.3%)，其次為14歲(22.7%)，11歲和13歲(13.6%)。

在自殺者的性別對比中，女孩子遠遠高于男孩子：女孩占(72.7%)，男孩僅占(23.7%)。

2020年3月27日早上7點40分左右，正值疫情期，深圳兩名只有14歲的初中女生相約墜樓，后經搶救無效雙雙身亡。

4月12日，鹽城市區一少年因父親不給玩手機，跳河輕生，幸好被民警營救；

5月12日，一名南寧12歲男孩墜樓身亡，疑因玩手機被家長責備。

5月30日，安徽黃山某學校，一名學生因控制不住自己玩手機，留下遺書，跳樓自殺。

6月4日，江蘇10歲小女孩繆可馨，在上完兩節語文課后，疑因老師的作文批語“傳遞正能量”，而沖出教室，翻過四樓圍欄跳樓身亡。

6月4日，一名12歲六年級小女孩留下一封遺書，希望父母能復婚，而縱身從教學樓上一躍，結束自己的生命……

自疫情爆發后，學生的自殺率就直線上升。

我身邊的同學和認識的很多朋友，都在各個學校擔任心理老師，聽到學生自殺的消息也是絡繹不絕，很多消息也被學校和政府所壓下來，怕引起不好的影響，如擔心引起學生的模仿，就像富士康跳樓事件一樣。而如今心理老師們所參加的教研與培訓，大多也都變成了抑郁自殺的預防。

就在半個月前，我和我大學舍友約好一起打球，他突然就被學校領導叫走，原因是學校有個初二的學生，留了封遺書給班上的同學，隨后就失聯了。家長和校方老師四處搜尋無果，最后學生選擇了跳海，被路過的人救起，警方隨后聯系了校方，好在后來并無大礙。

很多學校的心理老師在這段時間也是過得如履薄冰，自己學校里的學生自殺，難免引起心理老師的愧疚與自責，就像在治療抑郁癥時，來訪者自殺后，引起咨詢師久久難以平復的創傷一般。

而與朋友們談論到現在學生們的心理問題時，一致的認為，主要原因還是來自家庭的影響。

在疫情期間，由于不能外出、到學校上課，相當于是學生少了跟同伴一起交流、玩耍的時間。每天要面對的就是家。

原本學生在家庭里受到的壓力，或許還能在學校或其他場合，通過跟同輩的交流，有一定的緩解、釋放，但疫情的發生，減少了疏通心理壓力的來源，增加了心理壓力的源。所以導致了自殺率的上升。

為什么說同輩之間的活動在青少年中，相當重要呢？甚至能起到預防自殺的作用。

根據瑪格麗特 馬勒的分離個體化理論，第一次分離個體化是在0-3歲。這個階段孩子主要完成的是在身體層面與父母的分離。第二次分離個體化是12-18歲，主要完成的是心理上與父母的分離。

根據埃里克森的人格發展八階段理論，我們知道12-18歲孩子面臨的一個主要任務是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的根本意思其實就是找到自我。一個區別于父母與其他人的自我。

這個時期剛開始時，而由于心智的尚未成熟，是很難做到獨自一人去完成探索（找尋自我），但又由于急于證明自己已經長大，已經不是父母的附屬品，往往會走到父母的對立面。

脫離了父母的青少年，面臨重重的困難，這時就需要有一個團體來承接住他們，相互支持、鼓勵，同時向外探索，找尋自我。

青少年的同輩團體，就相當于第二個母親，是青少年的第二個安全島。

在0-3歲時，母親是作為孩子的安全島而存在的。孩子常會以母親為中心，向外探索時，當碰到挫折，會返回到母親的身邊，尋求安慰以及鼓勵。就在不斷的反復過程中，孩子確認了即使自己碰到任何困難，母親都會在身邊支持自己，在心中內化了母親的形象，形成了基礎的安全感，自此完成了與母親基本的分離。

在12-18時，孩子依舊要向外探索，由于與父母的關系變得復雜，而不再將他們作為安全島，此時的安全島是同輩團體，在承擔這部分功能。此時的孩子們，相互的鼓勵與支持同樣會穩固了向外探索的動力，最后從這同輩團體中孵化出來，形成獨立的自我。

所以我們就往往能看到初中生的孩子，往往是成群結隊，無論做什么事。直到高中開始形成獨立的自我意識，完成探索時，才會出現比較獨立的身影。可以看到青少年相互之間互動的重要性。在缺少這樣的互動下，心理很可能面臨著停滯不前，甚至退行至病理狀態的風險。

疫情期間減少了人們的外出和交流的空間，天天呆在家里，這樣的狀態本身就很像抑郁癥發作時，社會活動減少的表現，這樣壓抑的生活狀態，很容易誘發本身就存在心里的抑郁狀態。且對于青春期精力旺盛的孩子，精力一下無處釋放，必定導致一定程度內在的紊亂。

在這個過程中，疫情相當于催化劑，最主要還是在于抑郁的根源。家是我們從小生長的環境，我們的心里也跟家息息相關，而且我們的心里創傷主要來自父母。這里不是要去責怪父母，父母本身在他們的原生家庭中，也有很多的無奈和創傷，這些沒跨過去的坎，就會很容易形成創傷的代際傳承。

在這里，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導致自殺和抑郁的原因有很多，我只說幾點有共識性的特點。

現在父母父母輩，多是7080后，這一輩的人生長的環境，經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的快速發展。相當于從物質匱乏的年代，到了物質豐富的年代。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人們的心里主要考慮的是現實層面的問題，饑餓冷暖。

按照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滿足了底層的需要，才會發展為很高級的心理需要。

一個人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時候，是不會考慮自我的價值的。

而7080這一代的父母，剛好又趕上房價上漲之前的年代，很多家庭也解決了住房的問題，也就是安全的需要，而最后留下的則是關于歸屬、愛、自我實現的問題。

這里就會形成一個反差和誤解，在父母眼中，因為他們自己看重吃穿冷暖，他們自然的會認為孩子只需要這些照顧。當年心中的匱乏感，兒時沒得到的滿足，投射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拼命滿足他們。實際是在滿足自己心中沒吃飽穿暖的小孩。

而孩子們現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關心、溝通、交流。而父母在這方面是缺乏一定的知識和經驗，因為從來也沒人關心過他們的心里，他們自然也并不明白如何和孩子形成良性溝通。

關于自尊的需要在親子關系中又是如何體現的呢？

不得不說，中國的父母普遍是具有“長征”精神的，能長時間的忍耐、吃苦，但同時中國的父母又擅長將家族的希望、尊嚴、面子寄托在孩子的身上。比如說《長江七號》中，父親為了孩子上貴族學校，可以忍受非人的磨難，犧牲自己的尊嚴乃至性命。這種父子關系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平民乃至農民家庭結構的典型代表。

這種帶有自虐般的精神，同時也會轉移到對孩子的教育中。中國整個學習環境，相比起國外的學習環境，已經不是用刻苦可以來形容，往往也帶著些許虐待和自虐的味道。

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可以看到孩子的自我理想、自我價值感、以及情緒和認知模式都是和父母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魯迅說，中國人是合群的自大。正是說明了中國人的自我部分都是外化式的，關系式的。這樣的群聚性的自我主要還是和中國的農村社會有關，在一個人口眾多、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保障的社會，自我必須是關系性的，才能提供足夠的安全感和穩定性。簡單地說也就是父母后半輩子還指望著孩子，而不是負擔已經很重的社會。

而且如今在家庭結構上有了一個置換，形成強烈對比。以前的家庭結構是三角形，一對父母，一群孩子。現在是一個孩子，一群家長，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等。可想而知倒三角的結構，壓力最大的是最底部的孩子，要面對多個家長，更是無處可逃。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家長放下了手頭的工作，更是有空在家天天盯著孩子。

如此一來大家更能明白現在孩子們心里在承受著什么樣的壓力，尤其在缺乏心靈滋養和同伴支持的時候，更是難以承受這樣的心理壓力，自殺不過是逃離這巨大壓力系統的一種方式。

自殺的方式有很多種，大可選些不太痛苦的。而為什么大部分學生選擇的是跳海、跳樓？我想這無非是在表達：我無法呼吸了，我想要自由，自由地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