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焦慮的幾種方法

        一是脫離自我。任何內在或外在的沖突，要是它的某一方面被壓抑住，而另一方面占了優勢，那么該項沖突會從知覺中消失而且真正地（人為地）被削減了。從擁有沖突性的需求與利害的兩個人或兩個團體來看，只要其中一人或一個團體被征服了，那么這種公然的沖突自會消失，在霸權的父親與被征服的孩子間，不會存有明顯的沖突，同樣的，對于內在的沖突亦然。我們可能具有一種敵視他人而又需要被人喜愛的明顯沖突，但只要我們壓制敵意——或壓制被喜愛的需求——那么我們的關系就會變得簡單化一些。同理，如果舍棄真我，那么存于真我與假我間的沖突不會由知覺中消逝，而且由于這種力量分布的巨大差異，這種沖突的確會有所減退。無疑，這種緊張的消除，只有當犧牲自負系統的自主性時方能完成。

       “否認真我”是受自衛利益之指使而發生的，當真我變得更強烈時，我們可以真正地觀察到內心激戰的狂暴，任何人只要由本身或他人經歷過這種激戰的兇猛性，都會了解很早便從激戰區撤除的真我早已被“求生”的需求以及“不愿被碎裂”的欲望所指揮了。這種自衛的過程，本身主要表現在病人喜歡使問題變得混亂這個現象上，無論從表面上看來他是多么合作，但基本上他仍是個迷惑者。他不只具有使問題變得迷惑的驚人能力，而且不易加以勸阻。這種喜好必定會發生，而且事實上也會發生，其方式就如同騙子在意識層次上所顯示的作用一樣：情報員必須隱藏他的身份，偽君子必定裝出真誠的臉孔，罪犯必定會假造口供。而神經官能癥患者，毫無察覺地過著雙重生活，同樣的，他必定會潛意識地使自己的身份、愿望、感覺與信仰變得模糊不清，而且他的一切自欺行為都是由此而生的。將這種變動明顯地歸納為：他不只在智力上對于自由、獨立、愛情、善良與力量的意義搞不清楚，而且，只要他不準備與自己發生肉搏戰，那么他必具有一個強烈而主觀的喜好，以維持這種惶惑——接著，他會利用隱藏在聰慧悟力中的錯誤自負來掩蔽這種惶惑。 

        二是內在感受的外移。這并非指心靈內的過程如實地被體驗到，而是指體驗到了發生在自我與外在世界間的感受，“外移作用”是解除內在系統緊張的根本方法，但它會導致內在的負荷以及增加人際關系的障礙。首先，可以將外移作用描述為一種藉著將所有對不合自己形象的缺點或弊病的譴責，轉放到別人身上，來維持自我理想化形象的方法。其次，它是一種否定自毀力的企圖，或者是一種掩飾自毀力之間所發生的企圖。其內在過程，幾乎沒有一種不被外移，譬如，神經官能癥患者雖然極不可能憐憫自己，但是卻會同情他人，雖然他堅決地表示決不渴求內在援助，但他卻會竭盡己力地去幫助那些在成長過程中遭受到打擊的人。他對內心指使的強制性的反抗，可能會呈現為對傳統、法律或勢力的蔑視。他不了解自己夸大的自負，在其他方面他可能會憎恨它——或被它所蠱惑。此外，他可能輕視其自負系統的霸權所表現的畏縮，他不知道正在掩飾其自恨的殘酷性，他也可能從自恨中除去殘酷、嚴厲甚至于死亡。

        三是“認為自己是支離破碎的”這種心理傾向，宛若我們本身就是所有不相干部分的總和。在精神醫學文獻上稱之為“分隔”或“精神碎裂”：他不覺得自己是個完整的有機體，其中每一部分必與整體有關，而且每一部分互相影響、彼此作用。只有被遠離和被分裂的人才會缺乏這種整體感。然而，神經官能癥患者對于“脫離關系”具有積極的興趣。如果向他陳述某種關系，他會很聰明地了解它。但對他而言，這只是一種意外罷了，這種洞察力只是膚淺的，隨即會消逝的。

        例如，在他的潛意識里，對于自己“不了解因果關系”甚感興趣，就如，某種心理因素由其他因素而產生或者這種因素加強了其他的因素一樣，因為某種態度可保護某些重要的錯覺，所以需要維持這種態度；大體而論，任何強迫性的傾向會影響他的人際關系或者他的生活，甚至于他無法了解最簡單的因果關系。他的不滿與要求是相關的，或者他對人們的強烈需求——不管是什么神經官能癥的理由——使得他處處依賴別人，這些對他而言都是奇異的。他遲遲不能入睡與其上床時間較晚具有某種關聯，但這對他而言就好像是一個驚人的發現。他對于不覺察并存于其身上的矛盾價值，亦具有同等強烈的興趣。相當真實地，他完全無法了解忍受著甚至珍愛著存在于他自身的兩種價值，這兩種價值都是自覺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譬如，他將價值放于高尚的品德上，而卻又矛盾地將價值建筑在欲使別人對他卑躬屈膝上，或者他希望誠實，但卻又心存投機取巧的想法。因此當他嘗試反省自我時，也只能得到一個靜止的畫面而已，仿佛他只看到了拼圖玩具中分離的部分一樣：膽怯、輕視他人、雄心、被虐待的幻想、被喜愛的需求等等。個別的部分雖然可正確地被了解，但卻沒有變化，因為它們被認為是一種不具任何相干關系、沒有過程或者動力變化的感覺。

        雖然“精神分裂”本質上是種分裂的過程，但是它的作用在于保存現狀，保護神經官能癥的平衡以免于崩潰。藉著拒絕被內心的矛盾所困惑，神經官能癥患者使自己免于面對根本的沖突，因此他能使內心的緊張維持著低潮，甚至于對那些沖突根本就漠不關心，所以他永遠無法知覺到內心的緊張或沖突。當然藉著分離因果關系也可得到相同的結果，剪斷因果間的鏈環，可以使自己免于發覺某些內在力量的強度與關聯。舉個重要而普遍的例子來說明，某個人有時會深刻地感受到那種報復心魔力的完全震撼力，但他卻難以了解受傷的自負與重建自負的需求是這種現象的激發力，而且甚至于當其清晰可見時，其相互關系仍舊會毫無意義。一方面，他可能對于自己的嚴厲自責有相當清晰的印象，他也許已從多數詳細的例子中，了解了這種壓服性的自卑，是伴隨著他無法符合自負的幻想指使所致，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卻會無知覺地破壞了這種關聯。因此自負的強度以及自負與自卑間的關系對他來說，充其量仍舊只是一些不明確的推理罷了——這使他不再那么需要去對付自負，這種關聯或許還有影響力，但緊張已陷入低潮中了，因為并沒有沖突發生，而且他也能夠維持一種虛偽的“整合感”。

        而有關保存內心安寧的企圖，都具有共同的特質，即在于除去足以破壞神經官能癥結構的元素：削減真我，排除所有的內在感受，廢除那些（要是被了解后）足以破壞平衡的“相互關系”。另一個方法是自主的控制，一部分因相同的傾向而引起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抑制情感。在一個面臨分裂的精神結構里，情感是危險之源，因為它們仿佛是我們心中難以駕馭的基本力量。要是我們選用這種自制，那么藉此便可抑制出于沖動的一些行為，或突發的憤怒與狂熱。無意識的控制，不只用于抑制沖動的表現或情感的抒發，而且在于抑制沖動情感本身，它的作用如同無意識的夜賊與火警，當不想要的情感滋生時，馬上可給予緊急的（或是恐懼的）警告信號。但與其他企圖相比，這也如其名稱所指的那樣，是一種控制系統，如果經由脫離自我與精神分裂，而致缺乏一種組織上的統一感，那么需要某些人為的控制系統，以聚合我們自己的每一個矛盾部分。這種自主控制系統可包含所有的沖動及恐懼、受傷、憤怒、愉悅、喜愛與狂熱等等情感。廣泛的控制系統在身體上的表現有肌肉緊縮、便秘、步伐或姿態的變化、臉部僵硬、呼吸困難等。個人對“控制”本身所表現出的意識反應個個不同，有些人相當敏感而且會為此暴躁易怒，至少有時會失望地希望能夠對此釋然，能夠痛快地大笑，能夠喜愛，或者能夠深受某些狂熱所影響。另外一些人卻用有點公然的自負來鞏固這種控制，他們將這種自負表現在不同的方面，稱這種控制為威嚴、寧靜、禁欲、戴著面具、裝出無表情的臉孔，或是“逼真的”、“喜怒不形于色”、“冷若冰霜”。

        在其他形態的神經官能癥中，這種“控制”所表現的方式具有選擇性。于是某些情感會安然地逃脫，甚至于被激勵起來，譬如，具有強烈自謙傾向的人，便易于夸大愛情或悲慘的情感，此處的抑制作用最初可根植于敵對的情感內：嫌疑、憤怒、輕視與報復。當然，情感也會由于許多其他因素（如脫離自我、形勢險惡的自負、自我挫折），而被加以夸張或壓抑住了。然而在無法自制的情況下，“驚醒的控制系統”卻會超乎這些因素而起作用，在很多情況下會表現出恐怖的反應——例如恐懼熟睡、恐懼麻醉、恐懼醉酒、恐懼躺在睡椅上自由想象，以及恐懼往下坡滑雪等。貫穿著控制系統的那些情感，不管是憐憫的、恐懼的或兇猛的，都會引起驚慌：這種驚慌可能是因為個人恐懼與推卻這些情感所引起的，因為這些情感使得神經官能癥的人格結構中某些特有的成分瀕于險境，然而也可能只因他了解了其控制系統并未發生作用才會變得驚慌不已，如果對這種情形加以分析，那么恐慌自會消失，同時，特殊的情感以及病人對這種情感的態度也就會變得易于分析。

        四是心智的力量。情感——因為難以駕馭——就如該被管制的嫌疑犯一般，而心智——想象與理性——則伸展得有如神話中來自瓶內的精靈一般。于是確確實實地產生了另一種二元論，它不再是心智與情感，而是心智對情感；不是心智與肉體，而是心智對肉體；不再是心智與自我，而是心智對自我。然而，形如其他的分裂作用一樣，這也是用以解除緊張，用以隱藏沖突，用以建立“統一”外表的方法。

        心智可變為自我的旁觀者，就如朱祖凱所說的：“智力畢竟是旁觀者，即使它有某些作為，好壞都是個接受吩咐的雇傭。”在神經官能癥患者中，心智絕不是個友善的或體貼的旁觀者，它多少有些偏私，有些虐待狂，但它永遠是超然孤立的——仿佛在注視著一位偶爾與他湊合在一塊的陌生人，有時這種對自我的觀察顯得相當的機械性，且相當膚淺。病人會稍微給予一些有關事件、活動與癥狀的正確報告，但其增減卻未觸及這些事件對他所代表的意義，或者他對這些事件的個人反應意義。在分析中，他也可能對于自己的精神過程感到相當有趣，但這種興趣只是表示他喜悅地觀察到隱藏在這種情況之后的狡黠與狡黠技巧，形同一位昆蟲學家會被一種昆蟲的生理作用所迷惑一樣。同樣，分析者亦會感到欣慰，而將病人的這種熱切的盼望，誤以為是病人真正對自己感興趣。而且不用多久，他就會發覺病人對那些有關其生活的發現所具有的意義毫無興趣。

        這種超然孤立的興趣，也可能是公然的吹毛求疵、興高采烈或者是虐待狂的表現。在這些情況下，它通常會以主動的及被動的方式而被外移，他或許仿佛不理睬自己，而萬分機敏地以同樣超然、無關的方式去觀察別人或別人的問題。或者，他將會覺得，他已置身在別人的憎恨及高興的觀察之下——一種在妄想狂情況下所產生的感覺，但這并非只限于妄想癥才會發生。不論做個自己的旁觀者的性質為何，他已不再參與內心的奮斗與掙扎，他已將自己由內心的問題中移出來。于是“他”變成“觀察的心智”，因此他具有了統一感，他的頭腦變成自己所能認為唯一活著的部分。心智也像是個協調者，我們對它的作用已很熟悉。我們已經了解了想象的作用，創造理想化的形象，使自負不停地努力以遮掩這個形象，將需求轉變為美德，將潛能轉變為事實。同樣的，理性在合理化的過程中會加強并順服于自負，于是任何事情變得或被認為是合理的、似真的、正當的——這就像神經官能癥患者所依賴的潛意識前提，其所表現的結果一樣。

        協調作用亦可用以消除任何自我疑惑，格外需要時，則整個構造便越發不穩固。于是有所謂（引用一位病人的話）“盲信的邏輯”，這種邏輯通常伴隨著對“絕無謬誤”的堅決信仰而產生。我的邏輯占優勢，因為它是唯一的邏輯……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人就是白癡，在與他人相處中，這種態度表現出一種傲慢的“自以為是”的態度。關于內心的問題，這種表現摒棄了建設性的研究，但同時也藉著建立毫無結果的確實性，從而減輕了緊張的程度，就如同在其他神經官能癥的關系中這也是正確的一樣，相反的極端——廣泛自疑——會導致緊張平靜的同一結果。要是每一件事看來都不像是真的，那為什么會有煩惱呢？在很多病人中，這種懷疑論可被隱藏起來，表面上他們似乎很誠心地接受每一件事物，但事實上卻將其原封不動地拋在一邊，因此他們自己的發現與分析者的暗示就會消失在不可靠的事物中。

        最后，心智是個具有魔力的統治者，就如同上帝是萬能的一般。雖然對內在問題的認識不再是導致“變化”的步驟，但這種“認識”本身即代表了“變化”，如果病人這么認為而不自知的話，那他們往往會因為任何障礙并未消失而感到困惑，因為病人對于障礙的動力變化過于了解。分析者也許會指出，一定還有許多他們不知道的重要因素（這的確是真的），但是即使病人了解了其他相關因素，事實上，情況仍會是一成不變。于是，病人會感到迷惑與沮喪。因此他們一定會無止境地探求，以便更“進一步認識”自己，這種作法本質上雖有其價值，但只要病人仍堅持不必去做實際行為的改變，“認識”之光應該能消除其生活中的每一疑云時，那么這種“認識自己”的探求必定是徒勞無功的。

        他越用純智力去處理生活問題，越會無法承認存在于自足的潛意識因素，如果這些因素無可避免地干擾他，那么將引起不成比例的恐懼，或者這些因素就會被加以否定或者被說服，這對于初次發覺本身存有神經官能癥沖突的病人而言，尤其重要。他在片刻間便會了解到，即使靠理性或想象的力量，他也無法使矛盾變得和諧，他感到自己掉進了陷阱因而恐懼，于是他會鼓起一切精神力量來避免面對沖突，他如何能規避呢？他如何能躲過呢？他可以從陷阱的哪個漏洞逃出來呢？單純與奸詐并不會在此共存——喔，那他不能在某些情況下表現得單純，而在其他情況下表現得奸詐嗎？或者，要是他被驅使著去報復且以此自傲，探求平靜生活的觀念也支配了他，那么他會變得被某些意念所迷惑：探求沉著的報復、平靜地過活以及希望能消滅阻撓他自負的冒犯者。這種“逃避”的需求等于是他真正所酷愛的東西。一切被用以使沖突明顯減除的善良作為，于是變得毫無效用，但內心的“安寧”卻因此得以重建。

        所有這些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減除了內心的緊張，我們可將其統稱為“為求解決緊張的企圖”，因為在他們當中整合力都在發生著作用。譬如，藉著“分隔”，個人將沖突的傾向解離，因此不再覺得沖突就是沖突。要是一個人覺得他自己是自己的旁觀者，那么他會因此而建立起統一感，然而我們卻不可能藉著“證明自己是自己的旁觀者”而滿意地去描述一個人，那樣則需要依據他注視自己時所得到的觀察，以及他觀察自己時的心境而定。同理，“外移作用”的過程也只關系著神經官能癥結構的某一部分而已，盡管我們知道他把什么加以外移了或者如何將其外移。換言之，所有這些方法只是部分解決方法而已。這些解決方法也代表了整個心理人格的發展形態與方向，它們還可決定神經官能癥患者必須獲得哪一類的滿足，該逃避那些因素，同時，也可因此而看出患者的價值層系以及他們的人際關系。它們也決定了患者大概使用了哪種整合方法，簡言之，它們是生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