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在杭州老師講過一個故事：有一位老紅軍有失眠的問題，整晚整晚地盯著天花板看，就是睡不著。他非常痛苦，不得已去精神科看醫生。醫生說：「你在騙人吧？盯著天花板一會兒就困了，怎么可能看一晚上還睡不著？」

老紅軍急了，說自己沒騙人，真睡不著。兩人爭執起來。

最后老紅軍拍板：我今晚回去就證明給你看。我睡著了我就是老雜種！

醫生也拍板：好，你要真一晚上不睡，明天再來找我。

我們設想一下那天晚上會發生什么事？老紅軍躺在床上（氣鼓鼓地，當然），死盯著天花板，保持十二分的清醒。——看起來與其它晚上并沒有不同。然而，「睡不著」這件事的意義，有了微妙的變化。它不再是一個隱疾，一團包袱，一個必須獨力面對又無法戰勝的宿敵，而是一條飽含驕傲與榮光的宣言：看！我是對的！

他睡不著，他恰好需要自己「睡不著」。也許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他無須對抗那樣的癥狀，只要維持那一份痛苦就好。而毋庸置疑，他是極其擅于維持「睡不著」的，在這件事上絕沒有失手的風險。這下好了，正好給那庸醫一個好看！

于是在那個漫漫長夜，那個睡不著的老紅軍，他孤枕難眠的痛苦有了意義。床變成了戰場，醫生成了敵人。天花板上長著醫生的眼睛，而失眠正是抽對方臉上的一巴掌。利用自己陰魂不散，如臂使指的痛苦，老紅軍要打一場手到擒來的勝仗。

——這種感覺讓他寧定下來，然后，不知不覺睡著了。

這個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在于，醫生似乎什么都沒做。但是，病人失眠的癥狀又確實被（至少是暫時地）治愈了。因此，放棄治療反而成為了一種治療。問題在于，在這段什么都沒做的，不是治療的「治療」中，真正有效的成分究竟在哪里呢？

可以有很多種建構答案的方法。我個人最喜歡的一種，就像我前面論述的一樣：癥狀的意義有了改變。——發生這一改變的關鍵在于，它被另外的人看見了。

看見的意思不僅僅是「看」，也在于賦予一樣事物以意義。譬如桌上放著一件物品，當我們看見它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這件物品是個杯子。我們通常的看法是：杯子就是杯子，杯子一直擺在那里，不管有沒有人看到，它都沒區別。但我們認識這件事的過程恰好相反：假如沒被人看見，它在我們的心里其實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沒有，跟一團虛空沒有區別。直到被人看見了，它的存在才進入我們的視野，獲得「杯子」的命名，「這里有個杯子」的認知才得以確立，并作為經驗保存下來。

對這個老紅軍來說，失眠就是一項困擾已久的癥狀。他當然不會想要仔細「看」這個癥狀，他對癥狀簡直一點都不感興趣，恨不得立刻擺脫它。——然而，我們都知道，正是這種「恨不得立刻擺脫」的焦慮，滋養了癥狀發展壯大。它像個死纏濫打的小流氓：你越是驚慌失措想繞開我，我越是饒有興致地擋你的路。

當醫生對這個癥狀表達好奇的時候，他同時傳遞了一種對本質的關切。他想「看」這個癥狀，不是診斷，不是擺脫，也不是治愈，不是將它作為某種表面的名相而給予敷衍的回應（接納它吧，比如），僅僅就是去看，作為整個人的一部分。

看見的不是失眠這兩個字。而是一個固執而強硬的老人，瞪大眼睛對著天花板，面對無力掌控的長夜和日漸枯朽的軀體，心底那一份無可言說的，隱秘的驚惶。

看見在那夜復一夜的搏斗里，老人如何喪失了對自己的信心。

很多時候，人們會被孤獨感所困。孤獨可以發生在熱鬧的場所，可以發生在同床共枕的兩人之間。不在于關系的多少，遠近，而在于我們的存在——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無法與人發生交會。這部分沒有被看見的，我們通常叫做「秘密」。

我們每天都在制造秘密。比如說吧，上周我女兒的幼兒園搞了一次防騙演習。陌生的大人用零食和玩具勾引小朋友，把他們「拐騙」走。老師通知：我女兒已光榮受騙，希望家長加強安全教育。教育的意思，就是「不認識的人給你吃的，玩的，你不可以接受」。要很嚴肅，作為一條強硬的規則讓她服從。但在這個時候，女兒也許會想：「可我確實喜歡吃的和玩的啊」。然而當她看到大人的嚴肅和強硬，她意識到這部分感受是不能說出口的。「難道，是我有毛病？」這樣，就產生了秘密。

所以我教她安全的同時，還要說明：想吃零食，玩玩具，包括想認識陌生人，這些愿望是完全沒有錯的，每個小朋友都會有這樣的愿望。這樣，我就說出了她在「安全意識不強」背后的秘密：她想要親近這個世界的愿望。當她意識到這部分愿望被爸爸看見并承認了，就不會因為自己「受騙」這件事陷于孤獨。

同樣的事，每時每刻都在咨詢室里發生。許多人來尋求咨詢，最終只是為了說出一個秘密。有的秘密讓人啞然失笑：「你知道嗎？我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其實誰不是如此呢？——然而，說出來的人，很難想象他們帶著著何等強烈的痛苦。有時他們會戰戰兢兢地，羞憤欲死地，仿佛是掏出一塊滾燙的烙鐵一樣，掏出心底最隱秘最不可示人的部分。但是在見光的一刻，它就會自然冷卻。這就是「看見」的力量。讓身外的目光一掃，秘密就風化為光天化日下的一段平常經驗，而非獨自背負的隱秘罪惡。因此，《心靈捕手》里那句臺詞才會那么打動人：「這不是你的錯。」

有朋友在群里求助：家人得了「疑病癥」，老是疑神疑鬼，懷疑自己得了絕癥，到處做檢查也檢查不出什么毛病，可他不相信，還是四處求醫，該怎么辦？

大家紛紛出主意：用安慰劑騙騙他啊，看書啊，放松訓練啊，去精神科診斷啊。

我的建議是：一個人得了病，又沒有地方能治，首先應該體諒他的感受。

有人不以為然：有什么好體諒的？明明檢查過了，根本沒病。

我說：第一，從邏輯上來說，只能說暫時檢查不出病，卻不等于沒病；第二，站在他的角度上想想，得了查不出的病別人還不相信他，心里會是什么滋味？

作為咨詢師，我們常常被寄予的期望是：改變來訪者的癥狀。這可以理解，因為癥狀是如此的討厭。然而不應忘記，癥狀總是來訪者自身循環代謝的一部分，而非附體的某個邪靈。因此，不由分說對它采取拒絕的態度，就可能面臨這樣的風險：我們拒絕了這個人的一部分。也因此，我們可能會失去「看見」他的機會。

我們介入（干預）一個人，或者一項癥狀的過程，本身就應該以「看見」為前提。「看見」就是干預。它是一種最溫和的干預，無為又無所不為。有的來訪者對此不理解：為什么你從來都是聽他說，卻沒有給實質性的改變建議？但就在這個「什么都不改變」的過程中，改變發生了。——對「癥狀」的態度改變了。

有時我們也把這個過程叫做「接納」，更玄一點的說法叫「放下」。這兩個詞在心靈雞湯里已經說濫了。但它們太像一個空泛的概念，而非一個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行為。我們說：好吧！我要接納自己的不完美，放下掌控睡眠的執著，不就是失眠嗎，多大點事！可以！接納了！不往心里去！——我們在心里默念一百遍，然后呢？我們屏息期待奇跡的發生。但是當然，我們等到后半夜，一毛錢變化都沒有。

這是因為我們當我們說「接納」或「放下」時，我們就沒有真正地接納或放下。我們只是在用這些詞來防御真正的痛苦。說回到「疑病癥」的那個例子，我們無論是試圖治療「疑病癥」，還是接納或放下「疑病癥」，本質上都還是在掩蓋我們的不耐煩：這不是沒事找事嗎？好好的一個人成天往醫院跑，這得耽誤多少事？影響多少工作？忍一下不就好了嗎？理智的部分和感受的部分在這里產生了隔離（說不定，病人自己也分成這樣兩個部分）。理智的部分不愿意承認這種「得病」的感受。

如果湊近一點，就會看到「疑病癥」這三個字只不過是一套強盜邏輯。它本身什么都不是，僅僅代表一部分對另一部分的否定：你覺得是這樣，我們覺得不是這樣，這是你的錯。因此，如果我們只看著這個標簽，我們就看不見一個病人的痛苦：無論外人如何判斷，對這個人來說，他「得病」這件事是真實的，他因此而產生的痛苦也就是真實的。我們對一個人真實的痛苦視而不見，怎么可能有接納或放下？

「這不是你的錯。」羅賓·威廉姆斯扮演的治療師說。

上星期，學校找我做一個親密關系的講座，題目是《我們可不可以不吵架》。我說：不可以。于是把題目改成《我們該如何吵架》。題目有點怪（作為報應，來的人也很少），但說真的，人們居然想把「吵架」排除到正常戀愛經驗之外？

我們時常如此，用類似于癥狀這樣的標簽來否定真實經驗。這部分經驗便從我們整體的人生經驗中被隔離。「抑郁」、「拖延癥」、「成癮」，或是「人格障礙」，我們摒棄它們，仿佛從我們身上剜除一塊塊看似腐爛變質的壞肉。但隨著我們發明的標簽越來越多：「負能量」、「綠茶」、「直男癌」、「窮人思維」……我們所余無幾的生命經驗越發千瘡百孔。我們甚至羞于直面自我，更不用說讓他人看見。

最后講一個吵架的故事作為結束。一對夫妻總是控制不住吵架，他們無比苦惱，求助于婚姻咨詢師。咨詢師并沒有給任何建議，只是借給他們一臺錄音機，說：我必須先知道你們吵架的具體過程。下次你們吵架的時候，記得先按下錄音按鈕。

后來的結果，跟開篇的故事非常類似：下一周，當這對夫婦再次見到婚姻咨詢師時，他們不得不滿懷歉意地交上一盤空白的磁帶。——這周沒有吵架。原因很簡單，每次他們已經控制不住要吵架的時候，只要按下錄音按鈕，一切就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