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選自魯格·肇嘉（Luigi Zoja）的《父性》一書。

雅各布·弗洛伊德是一個布匹商人，他因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父親而被歷史記住。

某個星期六，他穿戴整齊，戴著一頂新的皮禮帽，在弗萊貝格市的街道上散步。剛拐進一個轉角時，有一個男人擋住了他的去路。當時的情形十分尷尬，那個時代的人行道通常是一條狹窄的小徑，以使步行者能避開大街上的泥濘。雅各布·弗洛伊德開始向前邁步，卻有點膽怯，因為他發現要求或準許獲得優先權與榮譽或原則無關。但那個男人比他更快，并急切地維護他的優越感，他把雅各布·弗洛伊德頭上的帽子擊落到爛泥中，吼道：“從人行道上滾下去，你這個猶太人！”

在向兒子講述這件事情的時候，雅各布·弗洛伊德在這個地方停頓了下來。但小西格蒙德希望聽到更多，因為對他來說，這才是故事變得有趣的地方。他問道：“那么，你是怎么做的？”

父親十分平靜地回答道：“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撿起帽子。”

弗洛伊德幼年與其父親的合影

據弗洛伊德的第一位傳記作者厄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認為，在這位精神分析創立者的性格形成過程中，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這個他以前視為絕對和完美榜樣的男人身上，這種英雄主義完全缺失，這件事像一根大棒砸落在他的心靈上，從而也決定了其未來的道路。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段插曲發生，精神分析或許會以其他不同的方式發展。弗洛伊德也不會想到把兒子作為父親必然的對手，他也不會去批評一神教及其上帝天父(God the Father)的制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奧地利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

這個故事列出了一個中心問題：孩子對他們的父親有什么期待？

01

“公正且公平，要愛我。但是對其他人，首先要強大。”

在正常的情境中，所有的孩子都愛他們的母親。但當一位母親被惡劣地對待或蒙受羞辱時，情況會變得怎樣？她的孩子會繼續愛她，或者會嘗試去同情她。

孩子通常都會愛他們的父親嗎？當然如此。不過當一位父親成為不公正行為的犧牲品時，事情會變得比母親處于同樣境遇時復雜得多……

孩子們對這個觀點的執著告訴我們，他們想要的安慰不獨源自父親的愛和正直，他們還期望父親是強大的。他們部分地意識到，社會關系的功能不僅在于愛，也不僅在于正直，還在于純粹的、赤裸裸的權力。孩子們希望他們的父親是強大的，是一位勝利者。

如果一位父親是一個勝利者，同時也是一個好人，公正且滿懷慈愛，是再好不過的了。但最重要的是，父親通常代表一個知道如何取得勝利的男人意象，他是否善良擺在了次重要的位置。

我們的傳統屢屢認為，一位行為公正但未能在外界取得成功的父親，遠不及那些不公正卻勝利加頂的父親。

孩子們期望父親能表現出一種愛與關懷，這種愛與關懷與他們從母親身上接收到的愛相似。但他們還要求別的東西。“對我要好，”孩子堅持要求，“公正且公平。要愛我。但是對其他人，首先就要強大，即便過于暴力，即便犧牲了公正。”

你也可以反對這一點，因為我們的出發點是一個有著父性傳統的西方世界，是19世紀的一個片段；而在當今孩子們的眼中，母親與父親之間的共同點比以前多得多。

02

父親的悖論：在“愛”與“力量”之間不斷搖擺

父母常常在充滿矛盾指令與教導的情境中撫養子女，因而使孩子們脆弱、不安全；但是，孩子們也通過他們的期望對父母施加了有力的影響(與父母對孩子的影響不同，因為它并不是主要的，但由于每天都在進行，因此加深了其效果)。

期望與投射共同起作用，使我們變成其他人想要我們成為的人。由于年幼的兒童認為父母是好的、成熟的，且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他們也確實會幫助父母變得更相信自己，能探索慷慨大方的滿足感，因而變得更成熟。

但是在一個父權制社會，這一規律主要是對母親有效的。對父親而言，事情就復雜得多了，因為孩子的期望也更加自相矛盾了：這一矛盾并不是一個例外，而是一個規律。這一矛盾也并不是發生在不同的時刻，而是同時出現的——在家庭內部，父親必須遵循一個道德正直的準則，但在社會上，他的行為首先必須與力量的法則相符，或者，更確切地說，有點類似達爾文的進化規律，也就是適者生存規律，“好的”就是“最合適”的，在這層意義上，就是能顯示最強大的能力，能保證他們自己及后代的生存。

然而，父親也是單一的個體，他不能也不允許將自己分裂成兩半。于是，為了在這一引起分裂的力量中找到自己，他在兩種法則中不斷轉換，因而變得不安全起來……

這一情形必須牢記于心，因為它構成了我們所稱的“父親的悖論”(theparadox of the father)。

可以簡單地這樣描述該悖論：衡量母親履行義務到了何種程度，通常基于她怎樣與孩子進行互動，這確實是一巨大的挑戰，但它很清晰，容易識別。父親的境遇卻完全不同，除依據他怎樣與孩子互動來判斷以外，還有賴于他怎樣與社會進行互動，而這兩個不同的領城所遵守的法則是不相同的。

“父親的悖論”不僅是個體的、心理的，而且獨立于任何特定時期的社會規范之外，同時也是公眾的和歷史的。歐洲父權制文明的核心——已經傳播到了世界各地，起先是由于殖民主義，現在卻是由于全球化一一也蘊涵著第二個悖論，也正是第一個悖論的集體面目。

在這層意義上，歐洲文化的核心，那些在地球上四處傳播的理性準則，其本身卻是如此深刻地非理性。就像作為個體的父親一樣，這種父權制也在遵守愛的法則和力量的法則之間搖擺，離兩者的調和相距甚遠。

03

父親身份是一種心理和文化的事實，而非生理的。

父親是一種建構(construction)、一種技巧。他以此而有別于母親，母親為人類的生活世界帶來一種已完全在動物生活中得到確定的、無處不在的、生存的先決條件。

父親是一種程序，也許是最早的程序。他屬于一個意志與意圖的世界。(父親的出現與意志的發明也許是同義的？)父親的身份是自我強加的。

作為一種人為創造的身份，還有其經驗的缺乏——考慮到他是“新近”誕生的——父親不可避免地成了缺點的源頭，像極了蟲子為禍蘋果，或者玫瑰天生帶刺。盡管表面上是由父權制文化所強加的。與母親所體驗到的不安全感相比，父親帶著一種更不安全的感覺在體驗著他的身份。

即使我們將注意力局限在最新進化的動物一一哺乳動物身上，在動物學的范疇里，雌性與母親一直是同一個事物。雌性明白如何表現得像一個母親。

而另一方面，雄性哺乳動物幾乎一直以來都只是雄性而已，沒有其他更多的意義，根本就沒有成為父親。在億萬年的動物歷史中，只有在人類種族中一一而且也僅是在最后的幾萬年或幾十萬年的時間內，人們才能辨認出父親的身份。他的建構沒有接受來自過去或相應本能的幫助。

最終，雄性接受了父親身份，其理由對于動物進化的整個進程而言完全是外在的：理由僅僅存在于歷史里(在廣義上也應當包括史前時代)和心理生活當中。

與雌性對待母親身份的方式相比，雄性帶著更多的刻板、差異與很強的攻擊性來擁抱父親這一身份，也更少發自內心地去擁抱。因為如果歷史可以單獨地將父親身份給予他，歷史同樣也可以收回。

因為它是所有雄性不會從自然中接受，而必須在生命進程中去學習的東西，而在他的生命進程中，他也冒著再一次忘記它的風險。這種遺忘的可能性恰恰是他必須去面對的。

不僅在通常意義上，而且在對待孩子的問題上，父親比母親更為刻板或有攻擊性，這與某些特定父親的個人弱點并沒有太大的關系，甚至與某些特定時代的退化發展例如資產階級父權制的興起——也沒有太大的關系。這些特質是他真實而原始的狀態的一個結構性部分。

隨之而來的是，父親——正如希臘神話深切意識到的，也正如我們從荷馬史詩中讀到的——總是身著盔甲，既是進攻性的，又是防御性的，即使在擁抱自己的孩子時。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冷漠的擁抱，而他的孩子帶著驚奇與恐懼來回應就不足為怪了。這不過是事情通常的樣子。

因此我們，在父親的內心發現了一種無法坦誠的不安全感和一種矛盾的情緒。這是一種外部矛盾的相應反應——他的孩子所懷有的矛盾期待——就是我們所指的“父親的悖論”。

關于有疑問的父親、消極的父親已經說得夠多、寫得夠多了。與母親相比，父親事實上是更頻繁地處于病態的，他既是心神不安的，又讓他人心神不安，正如通常男性與女性相比一樣。與反父權的母親相比，反父權的父親更容易產生。

我們沒有采用病理學作為出發點。我們主要對正常的父親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樣的父親是存在的一一盡管正常父親的百分比要比正常母親的百分比低一些——而且我們也真正了解他們，在說過和做過所有一切之后，他們繼續構成了不正常的大多數。

盡管他們本質上有不安全感，值得信賴的父親(即那些“足夠好”的父親)依然維持著相當大的數量。不論好壞，他們默不作聲地構成了形塑人類歷史的主力軍。他們是歷史上背負重擔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