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已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但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卻不容樂觀。
有研究表明，中國高等學校博士生正面臨高抑郁風險。博士生抑郁問題不僅是一個精神醫學或心理學領域的論題，它真實地存在于高等學校的博士生群體之中，也是博士生、導師和高等學校管理者共同關心的問題。
01 問題的提出
在世界范圍內，抑郁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病癥，象牙塔尖也未能幸免。國外多所知名大學的調查顯示，大學生的精神健康狀況堪憂，抑郁風險激增。埃文斯（注：即Evans,T.）等人的研究發現，研究生遭遇抑郁和焦慮的概率比一般人群高6倍。
20世紀末，我國高等學校實施的擴張政策推動了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快速擴展，從1999年的17724人激增至2010年的63762人，到2020年已達到116047人。《自然》雜志2019年的一篇報道顯示，在對690名中國博士生中的調查中，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讀博期間的抑郁和焦慮尋求過幫助，而其他國家是36%。
2016年，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一所著名大學40人被確證抑郁，碩士、博士患病趨多。在問答網站"知乎"，問題"如何緩解讀博中反復抑郁的癥狀？"共有267人回答，最高票答案有5156人點贊。
2020年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提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引發了普遍關注和討論。有學者指出，"我們的孩子今天很脆弱"，"教育要重回學生的健康"，包括身體、心理和精神的健康。
盡管博士生抑郁相關話題時常引發人們的關注，在現實生活中卻經常"談之色變"。公眾對博士生抑郁的了解大多來自他們因抑郁選擇結束生命的新聞報道，習慣于將他們抑郁的原因歸結為"想不開"、"壓力大"，甚至導向自私、不孝等道德指責。這類粗糙、靜態的理解難以幫助我們理解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們究竟經歷過什么，也簡化了抑郁問題的社會根源，忽略了疾痛與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
02 概念、范式與方法
抑郁的概念背后內隱著復雜的社會建構過程。對博士生抑郁問題的研究，有必要探究"抑郁"概念的起源和紛爭，尋找到適切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進而深描這一群體的抑郁體驗及其發生機制。
（一）抑郁："廢紙簍"還是疾病實體
2002年4月，《中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02—2010）》將抑郁癥確定為重點防治的疾病。政府強有力的推進和廣泛宣傳促使抑郁癥成為中國醫學界普遍認可的一種精神疾病。基于對抑郁本質的不同理解，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種研究范式。
第一，占主導地位的生物精神醫學，認為客觀存在著一個被人稱為"抑郁癥"的疾病實體。
第二，反精神醫學范式，或者如戈夫曼所認為的"每個人也都可能表現出任何一種基本的精神癥狀"，或者像福柯所認為的瘋狂是"非理性的體驗"，卻在文明的演化過程中被轉化為"疾病"，或者像薩斯所認為的"精神病學是政治權力的工具"。商業力量也會滲透精神醫學界，使得"精神疾病診斷越來越受制藥公司操縱"。
第三，跨文化情境的醫學人類學，認為抑郁反映了"一種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社會性的情感和障礙"，且與社會制度、社會苦難和社會關系密不可分。"抑郁"連接著身體、自我與社會，也植根于地方性的文化脈絡。如若希望突破人們對博士生抑郁的日常理解，就必須深入考察"抑郁體驗"的社會建構過程。
（二）研究對象和方法
本研究致力于通過疾痛敘事探索博士生的"抑郁問題"。這里所說的"抑郁問題"，不僅包括醫院精神科確診的抑郁癥，也涵蓋了未經醫院確診，但有不同程度抑郁癥狀，并嚴重影響正常生活和學習、破壞個體生活秩序的"抑郁情緒"。"抑郁問題"不僅指向抑郁癥狀，而且涵蓋了抑郁發生和發展過程中所伴隨的種種社會性體驗。考慮到選擇正在經歷中度或重度抑郁的博士生作為研究對象可能面臨的風險和倫理問題，訪談對象主要選擇了曾經受抑郁困擾或者正經歷輕度抑郁困擾的博士生。
03 博士生的抑郁體驗
在國內與抑郁癥有關的話語體系中，心理學和醫學話語占據主導地位。"患者話語都是被遮蔽隱去的，患者未能成為抑郁癥話語建構的主體。"走近博士生的抑郁感受，需要從他們的敘述中窺見痛苦流淌過的印記。
（一）壓力
抑郁的體驗與壓力的體驗緊緊纏繞。盡管壓力是造成抑郁的普遍性因素，但博士生的壓力體驗有其獨特性，與博士生的求學經歷、身處的學術環境、同輩壓力、年齡焦慮、性別等因素密切相關。在訪談中，有博士生提到自本科起就陷入周期性的輕度抑郁。
高中的時候學業壓力比較大嘛，因為在那個（地方）競爭壓力特別激烈。剛上大學的時候，我還是以一種火力全開的狀態，就是想要保研。該放松的時候沒有放松下來，自己給自己的壓力還是太大了。長期一直處于一個高壓的狀態，就是那種情緒的積淀在那里……不想上課，不想起床……到了兩周的時候，爸媽就坐不住了，就帶我去醫院看，做了檢查之后就確診了。（X-F-14)
一方面，希望能夠做出來別人沒有做出來的工作，最起碼為學科稍微做一些貢獻。另一方面，在接受無數的打壓后，想著，愛咋地咋地，我要畢業！我要混個論文趕緊了事！天使和魔鬼不斷撕扯著我的精神，最終在這樣的糾結中土崩瓦解。（X-F-4)
壓力來自同輩群體的比較和競爭。博士生雖然彼此之間相對獨立，但同在一個學術領域，學術成果方面的競爭和比較是難免的。同學之間在開題、發表等方面節奏的快慢差異很容易增加額外的壓力。
04 制度化生存的風險
英國人類學家道格拉斯在《潔凈與危險》中對社會有這樣的一種闡釋："'社會'這個概念是一個強有力的形象。它本身就擁有支配人們或使之采取行動的權利。這種形象有其形態，還有外部的界限、邊緣及內部結構。它的綱領具有一種獎勵順從和擊退攻擊的能力。"博士生所生活的象牙塔中的培養制度和學術文化也共同組構了這樣一個地方性的道德系統，同樣有這樣一些可見與不可見的"界限、邊緣和內部結構"，其本質是一種制度化的分類體系，即劃定時間的應有秩序、言語和行為的邊界以及確立行動者應遵守的道德承諾。這樣一套制度化的分類體系構成了博士生抑郁體驗生長的土壤。因此，我們有必要超越博士生個體的抑郁體驗，考察他們置身其中的制度框架和學術文化。
（一）在不確定性中前行
"不發表就出局"已成為科研界默認的潛規則。讀博生涯，也是與焦慮同行的旅程。伴隨近些年追求績效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及審計文化的盛行，博士生的發表成了高等學校科研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博士生成果發表的硬性規定依然是每一位博士生的"緊箍咒"。就像一位博士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的，"一個沒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沒有子嗣的妃子。"多數高等學校都明確規定必須發表若干篇相應層次的論文才能申請畢業答辯。在X-F-12所在的T大G學院，對博士生的論文發表要求："在學期間應以第一作者身份至少發表2篇與學位論文研究內容相關的學術論文，其中至少有1篇正式刊出在《T大學G學院博士生發表論文重要學術期刊目錄》收錄的期刊上，另1篇發表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注：下稱CSSCI）收錄的學術期刊、集刊上；或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上發表1篇有關學位論文工作的學術論文（含錄用函）。以上期刊、集刊的增刊不計。"
而在X-M-9所在的大學，需按照要求發表2篇以上CSSCI期刊論文，部分學院要求其中一篇是學院規定的權威刊物。有研究表明，博士生論文發表數量要求與期刊承載量之間存在巨大矛盾，學術論文刊發難的現實情況以及延期畢業現象的泛濫，導致發表資格論文要求的可行性較低。沒有合乎規定的發表就不能按時畢業，也很大程度上預示著無法在競爭激烈的求職環境中尋求到一方安心立命之所。
我患抑郁癥的原因是在讀博那段時間論文一直中不了，長期處于高壓狀態。那段時間，的確很痛苦，在退學和繼續讀博之間搖擺不定，猶豫不決。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活著就是浪費糧食，沒有價值。（E-Z-18)
博士期間的壓力既是持續性的，又充滿著種種風險和不確定性，作為一個"合格"的博士生，常常既需要統籌自己的小論文和大論文的關系，也需要協調好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導師課題的關系。學術成果的生產和反饋周期都比較長。對于初入學術門庭的博士生來說，更需要長期在混沌中摸索。X-F-5坦言，"讀博壓力最大的一點就是沒有及時的正向反饋……倒不是說讀博有經濟上的這種壓力，主要是沒有一種'你付出了，然后有所得'的感覺。"在大多數動物中，不可控且飽含壓力的事件會導致"習得性無助"。博士生一旦長期缺少正面反饋，很容易因重重壓力陷入習得性無助的困境。當然，需要注意到，每位博士生的現實處境不同，能夠承受的壓力極限也不同。即便是同樣一種壓力，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也會對個體產生具有差異性的影響。
05 道德秩序的破碎與重建
無論我們身在哪里，總要處于一個基本的人類生活框架和具體的地方性制度場景之中。在博士生抑郁體驗的敘事中，我們看到讀博的過程也是自我和制度化的環境、內心期望與外部現實不斷碰撞的過程，這其中充盈著豐富的情感以及復雜的期待、責任和愧疚。可以說，抑郁體驗的敘事也是一種道德經驗的敘事。理解博士生的抑郁機制以及緩釋之道，需要仔細考察他們的道德世界。從受抑郁困擾的博士講述的療愈過程，我們能夠從中看見他們努力掙脫出原有的道德牢籠，恢復道德自主性的創造性實踐。
（一）時間觀的轉向
"以'過勞工作'和'超時加班'為美德"的科研文化環境卻使得超時工作逐漸轉變為一種道德責任，一點一滴地侵蝕著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在"讀博時鐘"的壓力下，博士生會拼命擠出更多的時間用于學術，艱難地平衡學術與生活，"覺得所有不寫論文的時間都是在浪費"（E-Z-1）。因為學術研究進展不順利，博士生更是常常容易陷入一種自我懲罰，推遲或者放棄正常的交際、運動和日常享受。這種單一目標的時間觀既來源于博士生所處的制度文化環境，也進一步惡化了他們的現實處境。不少受訪者在抑郁之后開始審視自己學術時間和生活時間的界限，轉向一種更多元目標的時間觀。
香薰、養貓、搬出來自己住、持續的鍛煉，對情緒有些好處。唯一能讓自己不焦慮的就是學新東西，能一定時間內看到成效的，學架子鼓、拳擊、學國畫，認識不一樣的人。（X-F-4)
在挖掘自己在做好科研之外的人生價值、重建信心和意義感之外，從線性時間觀向復雜時間觀的轉向也是博士生走出抑郁困境的重要面向。線性時間觀認為每個人的人生就像是過了河的卒子一樣，只能向前。線性時間觀容不得挫折和不順，也很難在受打擊后恢復對自我的信心，只會讓博士生處于難以逃離的壓力與日益拉扯的道德沖突之中，喪失從時間的牢籠中修整自我，進而突破藩籬的能力。在這樣的時間觀籠罩之下，沉浸在抑郁困擾之中的博士生會將論文、學位、工作和未來進行強綁定。而復雜的時間觀相信人生不是一帆風順，難免有起有落。在奮力尋求療愈的過程中，他們心中這些堅硬的邏輯傳導鏈條逐漸松動，開始重建自己的認知，認為許多事情沒必要"看那么重"（X-F-2），"不是所有事情只要努力都能做到"（E-Z-22）。時間是一切人與事件的背景板。時間秩序的改變也并不只是涉及對待時間的態度，也關乎主體如何理解學術與生活的界限、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以及自己所應承擔道德責任的邊界。
（二）道德處境與道德生活
如果將抑郁視為一種社會性的情感障礙，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在情緒上體驗的痛苦就必然是一種社會性的痛苦，也是一種道德性質的痛苦。X-F-12在抑郁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兩次站在學校最高的那棟樓的樓頂。在訪談中，她這樣反思造成自己當時低谷狀態的原因。
06 作為公共問題的抑郁
博士生的抑郁體驗像是一面鏡子，映射出個體內心世界與外部道德規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僅是一種個體體驗，也是一種社會敘事。在訪談以及一次次試圖進入這些體驗的努力過程，我們深感每一位被訪者所經歷的痛苦都是復雜而獨特的，植根于個人的歷史和社會的歷史共同的交織之中，尋求超越和解脫的道路也遠非文字所能完全描摹。導致博士生抑郁的原因是復雜的，成長過程中的風險性因素對他們讀博期間的抑郁困擾也有間接或直接的影響。本文對這些社會性痛苦的記錄和解釋性理解同樣是"不完整的"，但"學術研究有助于給采取行動發現一些可能性"。
在對博士生抑郁問題的日常理解中，經常有一種"逆果為因"的傾向，即將抑郁視為解釋他們現實困境以及認知和行為改變的初始和萬能原因，而不會深究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們的抑郁癥狀。這種"逆果為因"的思維傾向遮掩了造成博士生抑郁問題的結構性因素，也簡化了抑郁問題帶來的嚴重后果。這項探索性研究可能的意義之一是讓正在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孤軍奮戰，看見自己所承受痛苦的社會和制度根源，從而保有"免于自責的可能性"。研究也指出了一條通往消除抑郁癥污名化的道路，即將受抑郁困擾的個體置于其所處的道德環境中，以更具社會性的視角理解抑郁的發生機制以及造成抑郁的結構性和制度性根源，取代歸因為個體特質的污名化視角，避免將社會和制度問題轉化為個體問題，減輕受抑郁困擾的個體所承受的道德壓力。
博士生抑郁問題對博士生培養制度和學術文化具有重要的預警意義。對博士生精神健康的關注需要理解他們的道德處境，不應停留于病理學，而要正視博士生的高抑郁風險以及由"正常"的道德經驗引發的深重痛苦。"癥狀并不只是個體的不適表達，也可能成為一種表達集體性不適的合法語言。"博士生既處在"社會時間加速"的時代，又在講究績效主義和功利化的學術場域里尋求自己的發展空間，這為他們過上一種道德生活帶來了特別的挑戰。對于高等學校來說，博士生抑郁風險的預防和干預需要理解他們的道德處境，突破不利于潛心研究、盲目追求成果數量的培養和評價制度，重塑"質的時間"和健康的學術文化，為博士生的學術創新提供寬松和支持性的學術土壤。
此外，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與象牙塔里大學生的"內卷生態"以及高等學校教師日益膨脹的"職業負荷"和"身心健康危機"息息相關。相比于干預，高等學校需要更加注重抑郁風險的預防，不能僅僅停留在"不要出事"的底線思維邏輯，而應系統性促進有利于博士生身心健康的制度、文化和資源平臺建設，充分應用博士生論文互助小組、博士生情緒工作坊等多種團體性的預防和干預模式，加快建設友好、專業、及時的心理健康支持和服務體系。在普及包括抑郁在內的精神健康常識的同時，需要注重抑郁的公共性和社會性，破除對抑郁的污名化想象，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在自己遭遇精神困厄之時勇敢地發出求助的聲音，也有能力為處于精神痛苦中的個體提供適切的幫助。
唯有保持健康的身心狀態，博士生才能更好地承擔學術之志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