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力心理
離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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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軍
發表時間：2023-02-11 17: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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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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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2002年，中國的粗離婚率在0.72‰-0.98‰之間，2003-2010年，粗離婚率在1.05‰-2‰之間。
2011年后，中國人民開始放飛自我，粗離婚率從2.13‰猛沖到2019年的3.36‰，這些年除了2021年離婚率略低，其他年份一直在3‰以上，每年有400多萬對離婚。
以最嚴重的2019年舉例，當年中國947.1萬對結婚，415.4萬對離婚，總離婚人數相當高。
我們常聽到一些聳人聽聞的新聞，說中國離婚率高達百分之幾十，就是從這個數據去推導的，簡單地用離婚人數除以結婚人數，實際上這樣算不怎么科學，我們常說的粗離婚率，是當年離婚對數/年平均人口數1000‰，數據能到5‰就已經夠驚悚了。
有粗就有細。
我們有時會聽到比利時71%、葡萄牙68%、德國46%的驚人離婚率，那就是細的算法，通常指年度離婚數與已婚婦女人口比，這個算法是恐怖主義算法，為了人類和平，國際上一般不采納。
按粗離婚率，歐洲第一的是立陶宛，也不過3.1‰，第二名的丹麥是2.8‰，第三名的芬蘭是2.4‰，比利時、葡萄牙的粗離婚率，也只有2‰。
世界其他各國，美國粗離婚率是2.9‰，日本是1.5‰，韓國是2.1‰。
2021年是中國離婚率的一個分界線，猛地從上年的3.1‰回落到2‰。這是因為離婚率高得嚇人，遠超歐美日韓，可能是世界第一了，中國緊急推出了“離婚冷靜期”這個制度，想離婚的話，夫妻倆先回去洗把臉，冷處理一個月想明白再來，別火急火燎地跑來離婚，迅速就把離婚率打下來了。
這個方法其實是跟韓國學來的，我們婚姻遇到的困境，韓國前些年早走了一遍。
1990年韓國粗離婚率是1‰，隨著經濟的發展，2003年猛地殺到3.4‰，遠超各發達國家，僅比美國3.8‰低，當年韓國全國上下都頭疼，管自己叫“離婚共和國”，只好推出了“離婚熟慮制”，沒孩子回去冷靜一個月，有未成年孩子冷靜三個月，離婚一下被打落到2‰。
事物發展是有規律的，中國這邊一模一樣，離婚冷靜期一推出，中國離婚率也立馬從3.1‰落到2‰。
面對上升的離婚率，通常會讓人聯想“婚姻不幸”這四個字，以為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越來越糟，才會產生這種現象。
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認知。
在過去，“婚姻不幸”跟“人生不幸”是綁定在一起的，離婚代表著余后人生，尤其是女性的余后人生極可能會遭到毀滅性打擊。
而今天，“婚姻不幸”跟“人生不幸”已經徹底分割，離婚只是離婚，不能決定后面漫長的人生，離婚對人生影響的權重越來越低。
我小時候住在湖南農村時，鄰居有夫妻吵架，女方氣不過，轉頭就喝了農藥自殺，沒給救回來。
這種事在1980年代的農村時常發生，80年代前應該更多，我稍大一點就想不明白，離婚不就行了嗎？何必要自殺呢。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我第一次讀《金瓶梅》時，看到李瓶兒那么有錢，為什么老是巴巴著嫁人，而且會主動埋伏筆，還在跟這位過日子，就開始物色下一任丈夫。
她第一次上西門家找第三任老公花子虛，沒尋著人，就很曖昧地對西門慶說“看奴之面，勸他早些回家。”
她第一次跟西門慶見面，完全沒有情感積累，哪來什么面什么面的，用詞十分主動，有主動貼上去的嫌疑，西門慶一聽就懂。
花子虛剛病死，她就想嫁給西門慶，但西門慶釣了她半年，突然卷入其他案子耽誤了，又矮又丑又不行的蔣竹山趁虛而入，說西門慶已被連累，“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和的，都丟了，東京關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多半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做甚？”
李瓶兒馬上就怕了，病急亂投醫，主動說要嫁蔣竹山，請他入贅，給他三百兩銀子開店，用詞更加直接主動：
“人家倒也不論大小，只要像先生這般人物的。”
西門慶搞定麻煩后，回頭就把蔣竹山往死里整，蔣竹山又被李瓶兒掃出家門，只好逃命去了，西門慶完全掌握主動權，此后三番五次羞辱李瓶兒，李瓶兒卻咬死要嫁他，把我看書看得都給整不會了。
李瓶兒小姐，做一個獨立單身富婆它不香嗎？
后來世面見多了才知道，在生產力不發達的階段，女性脫離家庭這個單位，是十分危險的，離開婚姻約等于離開安全范圍，會落入到比較危險的境地。
在古代，大部分人都要參與到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挑水、砍柴、修屋、開荒、耕田都十分辛苦，只有男性才能承擔，日常經濟保障和爭奪水源、保衛田地，就由男性主導，而女性可選擇參與的社會活動很小，只從事勞動強度偏低的工作，比如紡織、刺繡、做飯、飼養家禽、照料小孩等，在經濟上陷入了弱勢，基本成為男性的附屬。
古代出行更是又危險又麻煩，普通人一輩子沒出過縣城，能遠行的一般是官員和商人，官員代表政治權力，商人代表經濟權力，這兩樣就更被男性牢牢把持，社會道德與法律也全面倒向了男性，女性要在很小時指定婚姻，早早嫁給一名陌生人，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角色。
其實大家也不要簡單地用壓迫女性這個角度，來閱讀古代的生產關系，古代生產力太低，活下去很不容易，男性面臨著繁重體力活和生存壓力，耕種漁獵服徭役戰爭都是男人在扛，會對身體造成不可逆的損傷，這種痛苦，天天躺床上拿手機刷視頻的現代人難以想象，男性是在玩命生存，需要女性提供后方照料，家庭單元是互補關系。
別說古代了，就是我在攀枝花采訪當年的老三線工人，他們拿出五十年前的合影，給我一個一個講里面的人物，同年齡的男性都去世得七七八八，而女性大多健在，一位老三線人說：“男人苦哇，流血流汗一輩子，都是累壞了身體先走的。”
男性拼命維持家庭這個單元，女性則讓渡出部分權力，不用參與更艱苦的勞作。
生產力低下時期，這種共生關系不能輕易破壞，否則會導致社會經濟體系失衡，女性還因為無法獲取收入，要是離了回娘家，娘家人也會嫌她增加經濟負擔，因此離婚女性要遭受到巨大輿論譴責，活在古代的女性一旦嫁出去，就真的成了潑出去的水，沒什么退路。
所以富婆李瓶兒一直沒什么安全感，一次接一次地嫁人，找政治和經濟上的主心骨。
哪怕她擁有財富，但她一個人守不住財富，政治經濟體系，是需要男性來主持的。
我親歷過的1980年代湖南農村，跟古代生產生活區別還不大，普通家庭就是多了電燈，村里會有一條鋪滿碎石的土路，可以輾轉幾趟破中巴或改裝三輪車進城，其他放牛、耕田、挑水、喂豬、洗衣等工作，上千年一直這樣忙活。
直到電視、空調、洗衣機、自來水在2000年代進入農村，農民們才接觸到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生活。2010年后汽車和互聯網在農村普及，農民們日子才過得舒心了些。
中國離婚率的變遷，跟中國工業化發展周期，以及農村現代化的周期是一模一樣的，婚姻原本是一種男女協作生存的組織關系，當繁重的體力活被機械取代，完善的法制重點保護弱勢的女性，能坐在辦公室工作就能獲取經濟收入后，女性從經濟獨立走向人格獨立，開始擺脫過去的婚姻從屬關系，要為自己而活了。
過去女性不能離婚、不敢離婚，最激烈的寧肯喝農藥結束人生，也不愿承擔離婚后的生活壓力，但現在生產力上來了，女性獲得了主動否定婚姻的能力，她們有了更多的選擇權。
按相關部門的統計，中國70%的離婚是由女性提出的，這是女性人格解放的重要標志。
過去婚姻不幸就等于人生不幸，現在不同了，離婚只是離婚，那只是人生的一個小站臺，不是人生的全部。
愛情和婚姻被文藝作品過度美化過，使許多人對婚姻有著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真實的婚姻生活其實大多都一地雞毛，睡在一起的兩個人，常常會被對方尖銳的個性扎傷，這世上誰能沒個脾氣，別說愛得死去活來，能好好相處都十分不容易。
事實上我們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一代，通常不是他們喜歡對方而一起安度完今生，而是生活壓力逼迫他們綁定在一起走完一輩子，他們跟我們的煩惱是一樣的，同樣痛苦過、同樣對噴過，同樣為了家務活摔過碗，為了一句傷人的對白翻過臉。
他們也想過離婚，但離婚的成本太高，他們承受不起，就湊合著過吧。
但現在不一樣了，女性可以在一二線城市，輕易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她有經濟能力對沖離婚后的風險，她們沒有后顧之憂，可以大大方方提離婚了。
由于男性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品性不好的存在，要么懶要么臟要么不負責任，許多女性覺得跟這種男性過完一生，其生活品質還不如單身，她們會果斷地選擇自己過一輩子。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媽要是有經濟能力，她三十多歲就不會跟我爸過了，能到死還是夫妻，主要是家境貧寒造成的。
我曾經統計過，現在珠三角這邊我認識的同齡人里，已經有七名40歲上下的女性一直未嫁，或者嫁人不到半年馬上離婚，她們在廣州深圳都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有不錯的收入，能夠保障生活需求，現在年齡大了選擇范圍極小，嫁人對她們來說是降低生活品質，我估摸著她們是終身不會結婚了。
中國80后這些終身不會嫁人的中產女性，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正常現象，是女性獲得自立空間的具體表現，不要用可悲的神情打量這種現象，別人怎么做選擇是別人的事，我們只要知道有這種事發生，但不要去圍觀、去哀嘆，更不要用居高臨下的憐憫態度，去打擾她們選擇的生活方式。
中國的剩男和剩女處在兩個不同的端點，剩女往往條件還不錯，剩男往往條件真的不太好，剩女是不可能嫁給剩男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誕生了歷史上第一批受過教育終身不嫁的剩女，她們可不會嫁給歐洲的窮苦農民，最后都以“家庭教師”為掩護，在各個貴族的城堡里終老。
現在中國的情況是一樣的，一二線城市的中產剩女，不可能嫁給中西部農村剩下的男性，她們的教育和經濟實力碾壓對方，他們是兩條平行線，強擰也擰不到一塊。
80后終身孤老的女性，應該是完成工業化后，中國第一波這一類人群，不出意外，后面90后、00后，也會涌現出一定數量的終身孤老的城市女性，這是正常的社會變遷，大家不用大驚小怪。
如果不是中國及時學習韓國，從2021年搞了“離婚冷靜期”這個流程，我懷疑我們的離婚率還會再沖一沖，說不定能跑到4‰-5‰，但幸好及時啟動了這項功能，幫中國高企的離婚率剎了剎車。
以現在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來看，婚姻還是無法擺脫“基于財產的強制和規范”的協作關系，去作為構筑社會的底層單元，并不是純粹的情感共生關系。
如果像恩格斯所說，不存在經濟關系才是真正的婚姻，那先得徹底解決生產力問題，畢竟不談生存，哪里來的發展。
另外，婚姻也從來不是愛情的必要形式和必然結果，愛情這個東西本身也有保鮮期，現在能保鮮兩年就已經很驚世駭俗了，我們要警惕婚姻完全物質化，但更要警惕對愛情的過度浪漫化。
做一個有趣的現實主義者，才能更積極地面對這又辛苦又無聊的人生。溫馨提示：文章、帖子、評語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
2011年后，中國人民開始放飛自我，粗離婚率從2.13‰猛沖到2019年的3.36‰，這些年除了2021年離婚率略低，其他年份一直在3‰以上，每年有400多萬對離婚。
以最嚴重的2019年舉例，當年中國947.1萬對結婚，415.4萬對離婚，總離婚人數相當高。
我們常聽到一些聳人聽聞的新聞，說中國離婚率高達百分之幾十，就是從這個數據去推導的，簡單地用離婚人數除以結婚人數，實際上這樣算不怎么科學，我們常說的粗離婚率，是當年離婚對數/年平均人口數1000‰，數據能到5‰就已經夠驚悚了。
有粗就有細。
我們有時會聽到比利時71%、葡萄牙68%、德國46%的驚人離婚率，那就是細的算法，通常指年度離婚數與已婚婦女人口比，這個算法是恐怖主義算法，為了人類和平，國際上一般不采納。
按粗離婚率，歐洲第一的是立陶宛，也不過3.1‰，第二名的丹麥是2.8‰，第三名的芬蘭是2.4‰，比利時、葡萄牙的粗離婚率，也只有2‰。
世界其他各國，美國粗離婚率是2.9‰，日本是1.5‰，韓國是2.1‰。
2021年是中國離婚率的一個分界線，猛地從上年的3.1‰回落到2‰。這是因為離婚率高得嚇人，遠超歐美日韓，可能是世界第一了，中國緊急推出了“離婚冷靜期”這個制度，想離婚的話，夫妻倆先回去洗把臉，冷處理一個月想明白再來，別火急火燎地跑來離婚，迅速就把離婚率打下來了。
這個方法其實是跟韓國學來的，我們婚姻遇到的困境，韓國前些年早走了一遍。
1990年韓國粗離婚率是1‰，隨著經濟的發展，2003年猛地殺到3.4‰，遠超各發達國家，僅比美國3.8‰低，當年韓國全國上下都頭疼，管自己叫“離婚共和國”，只好推出了“離婚熟慮制”，沒孩子回去冷靜一個月，有未成年孩子冷靜三個月，離婚一下被打落到2‰。
事物發展是有規律的，中國這邊一模一樣，離婚冷靜期一推出，中國離婚率也立馬從3.1‰落到2‰。
面對上升的離婚率，通常會讓人聯想“婚姻不幸”這四個字，以為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越來越糟，才會產生這種現象。
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認知。
在過去，“婚姻不幸”跟“人生不幸”是綁定在一起的，離婚代表著余后人生，尤其是女性的余后人生極可能會遭到毀滅性打擊。
而今天，“婚姻不幸”跟“人生不幸”已經徹底分割，離婚只是離婚，不能決定后面漫長的人生，離婚對人生影響的權重越來越低。
我小時候住在湖南農村時，鄰居有夫妻吵架，女方氣不過，轉頭就喝了農藥自殺，沒給救回來。
這種事在1980年代的農村時常發生，80年代前應該更多，我稍大一點就想不明白，離婚不就行了嗎？何必要自殺呢。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我第一次讀《金瓶梅》時，看到李瓶兒那么有錢，為什么老是巴巴著嫁人，而且會主動埋伏筆，還在跟這位過日子，就開始物色下一任丈夫。
她第一次上西門家找第三任老公花子虛，沒尋著人，就很曖昧地對西門慶說“看奴之面，勸他早些回家。”
她第一次跟西門慶見面，完全沒有情感積累，哪來什么面什么面的，用詞十分主動，有主動貼上去的嫌疑，西門慶一聽就懂。
花子虛剛病死，她就想嫁給西門慶，但西門慶釣了她半年，突然卷入其他案子耽誤了，又矮又丑又不行的蔣竹山趁虛而入，說西門慶已被連累，“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和的，都丟了，東京關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多半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做甚？”
李瓶兒馬上就怕了，病急亂投醫，主動說要嫁蔣竹山，請他入贅，給他三百兩銀子開店，用詞更加直接主動：
“人家倒也不論大小，只要像先生這般人物的。”
西門慶搞定麻煩后，回頭就把蔣竹山往死里整，蔣竹山又被李瓶兒掃出家門，只好逃命去了，西門慶完全掌握主動權，此后三番五次羞辱李瓶兒，李瓶兒卻咬死要嫁他，把我看書看得都給整不會了。
李瓶兒小姐，做一個獨立單身富婆它不香嗎？
后來世面見多了才知道，在生產力不發達的階段，女性脫離家庭這個單位，是十分危險的，離開婚姻約等于離開安全范圍，會落入到比較危險的境地。
在古代，大部分人都要參與到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挑水、砍柴、修屋、開荒、耕田都十分辛苦，只有男性才能承擔，日常經濟保障和爭奪水源、保衛田地，就由男性主導，而女性可選擇參與的社會活動很小，只從事勞動強度偏低的工作，比如紡織、刺繡、做飯、飼養家禽、照料小孩等，在經濟上陷入了弱勢，基本成為男性的附屬。
古代出行更是又危險又麻煩，普通人一輩子沒出過縣城，能遠行的一般是官員和商人，官員代表政治權力，商人代表經濟權力，這兩樣就更被男性牢牢把持，社會道德與法律也全面倒向了男性，女性要在很小時指定婚姻，早早嫁給一名陌生人，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角色。
其實大家也不要簡單地用壓迫女性這個角度，來閱讀古代的生產關系，古代生產力太低，活下去很不容易，男性面臨著繁重體力活和生存壓力，耕種漁獵服徭役戰爭都是男人在扛，會對身體造成不可逆的損傷，這種痛苦，天天躺床上拿手機刷視頻的現代人難以想象，男性是在玩命生存，需要女性提供后方照料，家庭單元是互補關系。
別說古代了，就是我在攀枝花采訪當年的老三線工人，他們拿出五十年前的合影，給我一個一個講里面的人物，同年齡的男性都去世得七七八八，而女性大多健在，一位老三線人說：“男人苦哇，流血流汗一輩子，都是累壞了身體先走的。”
男性拼命維持家庭這個單元，女性則讓渡出部分權力，不用參與更艱苦的勞作。
生產力低下時期，這種共生關系不能輕易破壞，否則會導致社會經濟體系失衡，女性還因為無法獲取收入，要是離了回娘家，娘家人也會嫌她增加經濟負擔，因此離婚女性要遭受到巨大輿論譴責，活在古代的女性一旦嫁出去，就真的成了潑出去的水，沒什么退路。
所以富婆李瓶兒一直沒什么安全感，一次接一次地嫁人，找政治和經濟上的主心骨。
哪怕她擁有財富，但她一個人守不住財富，政治經濟體系，是需要男性來主持的。
我親歷過的1980年代湖南農村，跟古代生產生活區別還不大，普通家庭就是多了電燈，村里會有一條鋪滿碎石的土路，可以輾轉幾趟破中巴或改裝三輪車進城，其他放牛、耕田、挑水、喂豬、洗衣等工作，上千年一直這樣忙活。
直到電視、空調、洗衣機、自來水在2000年代進入農村，農民們才接觸到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生活。2010年后汽車和互聯網在農村普及，農民們日子才過得舒心了些。
中國離婚率的變遷，跟中國工業化發展周期，以及農村現代化的周期是一模一樣的，婚姻原本是一種男女協作生存的組織關系，當繁重的體力活被機械取代，完善的法制重點保護弱勢的女性，能坐在辦公室工作就能獲取經濟收入后，女性從經濟獨立走向人格獨立，開始擺脫過去的婚姻從屬關系，要為自己而活了。
過去女性不能離婚、不敢離婚，最激烈的寧肯喝農藥結束人生，也不愿承擔離婚后的生活壓力，但現在生產力上來了，女性獲得了主動否定婚姻的能力，她們有了更多的選擇權。
按相關部門的統計，中國70%的離婚是由女性提出的，這是女性人格解放的重要標志。
過去婚姻不幸就等于人生不幸，現在不同了，離婚只是離婚，那只是人生的一個小站臺，不是人生的全部。
愛情和婚姻被文藝作品過度美化過，使許多人對婚姻有著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真實的婚姻生活其實大多都一地雞毛，睡在一起的兩個人，常常會被對方尖銳的個性扎傷，這世上誰能沒個脾氣，別說愛得死去活來，能好好相處都十分不容易。
事實上我們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一代，通常不是他們喜歡對方而一起安度完今生，而是生活壓力逼迫他們綁定在一起走完一輩子，他們跟我們的煩惱是一樣的，同樣痛苦過、同樣對噴過，同樣為了家務活摔過碗，為了一句傷人的對白翻過臉。
他們也想過離婚，但離婚的成本太高，他們承受不起，就湊合著過吧。
但現在不一樣了，女性可以在一二線城市，輕易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她有經濟能力對沖離婚后的風險，她們沒有后顧之憂，可以大大方方提離婚了。
由于男性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品性不好的存在，要么懶要么臟要么不負責任，許多女性覺得跟這種男性過完一生，其生活品質還不如單身，她們會果斷地選擇自己過一輩子。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媽要是有經濟能力，她三十多歲就不會跟我爸過了，能到死還是夫妻，主要是家境貧寒造成的。
我曾經統計過，現在珠三角這邊我認識的同齡人里，已經有七名40歲上下的女性一直未嫁，或者嫁人不到半年馬上離婚，她們在廣州深圳都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有不錯的收入，能夠保障生活需求，現在年齡大了選擇范圍極小，嫁人對她們來說是降低生活品質，我估摸著她們是終身不會結婚了。
中國80后這些終身不會嫁人的中產女性，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正常現象，是女性獲得自立空間的具體表現，不要用可悲的神情打量這種現象，別人怎么做選擇是別人的事，我們只要知道有這種事發生，但不要去圍觀、去哀嘆，更不要用居高臨下的憐憫態度，去打擾她們選擇的生活方式。
中國的剩男和剩女處在兩個不同的端點，剩女往往條件還不錯，剩男往往條件真的不太好，剩女是不可能嫁給剩男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誕生了歷史上第一批受過教育終身不嫁的剩女，她們可不會嫁給歐洲的窮苦農民，最后都以“家庭教師”為掩護，在各個貴族的城堡里終老。
現在中國的情況是一樣的，一二線城市的中產剩女，不可能嫁給中西部農村剩下的男性，她們的教育和經濟實力碾壓對方，他們是兩條平行線，強擰也擰不到一塊。
80后終身孤老的女性，應該是完成工業化后，中國第一波這一類人群，不出意外，后面90后、00后，也會涌現出一定數量的終身孤老的城市女性，這是正常的社會變遷，大家不用大驚小怪。
如果不是中國及時學習韓國，從2021年搞了“離婚冷靜期”這個流程，我懷疑我們的離婚率還會再沖一沖，說不定能跑到4‰-5‰，但幸好及時啟動了這項功能，幫中國高企的離婚率剎了剎車。
以現在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來看，婚姻還是無法擺脫“基于財產的強制和規范”的協作關系，去作為構筑社會的底層單元，并不是純粹的情感共生關系。
如果像恩格斯所說，不存在經濟關系才是真正的婚姻，那先得徹底解決生產力問題，畢竟不談生存，哪里來的發展。
另外，婚姻也從來不是愛情的必要形式和必然結果，愛情這個東西本身也有保鮮期，現在能保鮮兩年就已經很驚世駭俗了，我們要警惕婚姻完全物質化，但更要警惕對愛情的過度浪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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