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psychotherapy and
impact of hermeneutics on psychotherapy
Abstract: Traditional psychotherapy takes empiricism in pursuit of natural science model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ism, individualism, universalism, reductionism as well as quantification. But psychotherapy is a more humanistic concern. Hermeneutics emphasi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umanities or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Hermeneutics is in search of significance in stead of a cause - effect explanation. It highlights that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understanding itself. These features make hermeneutics and psychotherapy more fit.
Key words:Hermeneutics Psychotherapy empiricism culture
1.傳統心理治療的特征及其困境
傳統心理治療的特征是: 經驗主義科學觀,數量化、個體主義、普適主義、還原論等等。
1.1.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構成了傳統心理治療的認識論基礎。依據經驗主義的觀點,一切知識來源于感覺經驗。同時,只有那些能被感覺經驗證實的知識才能稱得上科學知識。持經驗主義觀點的心理治療家主張把心理治療建立在可觀察、可測量特性的基礎之上。
邏輯經驗主義主張在經驗的基礎上,通過邏輯推理的方式獲得的知識也是合理的。操作主義則主張通過對那些無法直接觀察的變量的操作定義,那些無法直接觀察的現象也可以進行科學研究。
但這些觀點貫徹到心理治療中,卻給這一領域帶來了問題。通過邏輯推理和操作定義而研究的現象究竟是否是現象本身?心理現象及其外在表現之間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例如我們可以把接吻及其次數作為“愛”的指標,給“愛”下一個操作定義,但是接吻次數的多少是否真正代表了內心深處的愛呢?所以,經驗主義及其衍生出的操作主義在心理治療領域必然面臨著無法克服的困境。
1.2.本質主義
本質主義把病理心理作為一種客觀實在,認為患者的所有癥狀都源于這種病理心理。病理心理因而成為患者的“本質”和癥狀的原因。
在心理治療領域,病理心理就是各種行為問題的本質,而且作為本質的病理心理是一種客觀存在,它以某種形式存在于患者的內部,給患者造成麻煩。病理心理有不同的類型,其所導致的癥狀也各不相同。作為行為問題本質的病理心理是穩定的,難以改變,所以給患者造成了持久的問題。
但心理治療領域的本質主義面臨諸多問題: 神經癥和精神病都是一種文化癥狀,是某個文化、某個群體或某個歷史時期所特有的,如“厭食癥”作為一種神經癥癥狀并不是全人類所共有的,它僅存在于發達國家。“神經衰弱”也是上個世紀才開始出現的一種癥狀。這說明,并不存在一個獨立的“精神實在”。那些被認為是心理實體(如病態人格等)和心理現象(如抑郁、悲觀等)并不存在一個本體論的基礎。社會建構論的興起更進一步確證了本質是建構的,病理心理是社會建構的產物。[2]
1.3.個體主義
心理治療專家克里斯特夫指出:“美國的個體主義傾向于把自身看成是科學的、理性的,并且認為這種認識是大眾化的自我理解,而沒有認識到這僅僅是無數種自我解釋的一種。通過把個體和文化描繪成相互分離和獨立的,本體論的個體主義使得我們特別難以認識到我們是受文化塑造的……它鼓勵了這樣一種觀點的發展,即把人看作為居住在一個中庸的宇宙中間的分離的、自主的和自我促動的力量……其意義是心理學家可以把目光獨一無二地指向心理的層面,而把社會和文化組織的層面留給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家。”[3]
個體主義反映到心理治療中,就出現了排斥文化因素的傾向。心理治療專家從患者的內部尋找致病的因素。但是心理病理同文化因素是息息相關的,傳統心理治療不是“超”文化的,而是西方個體主義文化的產物。
1.4.普適主義
普適主義應用到心理學中,就是認為心理學的知識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知識,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社會和文化歷史因素的制約,適用于全人類的解釋。心理治療中的普適主義認為心理治療的目標是確立治療的一般規律,找出適用于所有文化群體的心理治療模式。
普適主義要求心理學的研究、心理治療的結果具有可復制性和可重復性。但是許多心理治療專家對指出,心理治療面對的是具體文化條件下的人,人的行為發生于一定的文化情景中,有著特殊的意義,不可能采取抽象的方式加以解釋。因此,心理治療的個案不適用于可重復性的標準。近年來興起的多元文化論也強調指出,不同的文化條件下,行為的表現方式不同,不能把在一種文化條件下得到的研究結論應用到另外一種文化。普適主義把西方主流文化條件下的治療原理應用到其他文化條件,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4]
1.5數量化
數量化作為科學方法的特征之一,本身并沒有什么過錯。的確,自然科學在數量化方法的使用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這種方法用于個人體驗的研究則出現了固有的局限性,表現在: 第一,許多個人體驗是無法數量化,第二,患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熟悉數量化的表達方式?第三,語言有它自身的優勢和局限。語言可以表達思想,同時也可以限制思想的表達。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數量化語言究竟為哪些體驗的表達打開了方便之門,而又把哪些體驗拒之門外呢?治療專家馬克(Mark, Y)等人的一段話無疑具有啟示意義。他指出:“在醫療研究中,人們往往認為數量化資料比質化資料具有更多的可信度,前者成為最有力的證據……然而,這種對人類經驗的數量化簡單化了身體、心理和靈魂的復雜性,隔斷了它們同社會的、文化和歷史背景的聯系。”[5]
2.釋義學對心理治療的意義
釋義學和心理治療無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研究領域。釋義學更多的是一種哲學,而心理治療更多的是一個應用和實踐領域。但是,釋義學和心理治療卻有著共同點。釋義學的許多原理可以在心理治療領域得到實踐和應用。
釋義學的基本目標是理解和解釋,其關注的重心在文本的意義。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釋義學的最初目標就是給人文科學提供一種理解和解釋文本意義的原則和程序。這一點與心理治療有著廣泛的一致性。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心理治療是釋義學理論的實踐應用學科,通過特殊的治療介入策略,在一定的醫患關系的背景下理解和解釋患者生活經驗的意義。心理治療中的許多理論模型都顯現出這一特點。在心理治療中,大部分患者并不是因為有了“本質性的”生理或心理的病變,而是因為對生活意義的理解產生了障礙,在人際溝通方面出現問題,對于這些障礙和問題,需要的不是外科手術式的治療,而是理解。因此,盡管釋義學和心理治療是兩個不同的學科領域,但雙方都把理解和解釋生活的意義放在一個中心地位,都面臨著一個語言性質的文本,面臨著理解和解釋文本的重要工作。可以說,心理治療本身就是一種意義的追尋,同釋義學的目標有著基本的一致性。
釋義學有關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性質的區分對于重建心理治療的科學觀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狄爾泰早就指出,人文科學的目標首先是理解(understanding),其主要目標不是把人文現象置于一般規律下進行因果解釋,而是在具體的、有意義的情景中進行理解,把握特征和意義。
哲學釋義學家加德默也強調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他指出,自然科學假設了研究對象的客觀存在。在這種研究模式里,研究對象客觀地“在那里”(out there), 獨立于人的經驗。但是,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來說,卻不具備這種客觀的屬性,因為 “釋義學的或者質化的研究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之上,它同以自然科學為模型的數量化方法有著不同的傾向……研究者的取向和對研究對象的態度成為研究過程本身的一個部分。”[6]
心理治療有著濃厚的人文意義。心理治療從本質上是一個人文關懷領域,其中人際關系在治療效果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治療專家的態度對患者的康復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在這里,自然科學的那種“超然”、“中立”、“客觀”的態度只能對治療效果產生危害,患者需要的不是癥狀的科學標簽,也不是行為的數量化分析,而是需要理解和關懷。傳統治療方法之所以面臨著種種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忘卻了心理治療的人文色彩,一味追求自然科學的超然和中立。心理治療需要以釋義學作為其哲學基礎,在科學觀上產生一場范式的革命。
釋義學強調了理解的文化、歷史置根性。從釋義學的角度來看,理解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理解置根于歷史,置根于文化。這一觀點對于克服心理治療領域的個體主義和普適主義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的存在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文化的存在。文化不是一個事物,或者一種身份,更不是一個可以保存和拋棄的對象。文化的存在如此地彌漫于我們的生活,以至于我們根本意識不到它的存在。但是文化卻限制了所思所想的范圍,限制了個人視野中哪些有意義,哪些沒意義。。
文化的這種隱蔽特性使得傳統的心理治療經常忽視文化的存在,似乎心理治療產生和運作于抽象的時空中。但是,釋義學關于理解的文化植根性啟示我們文化在心理治療中的意義。“從哲學釋義學的觀點來看,除了其他身份特征外,種族、文化都涉入了心理治療……所有的心理治療都是多元文化的,因為文化對于人來說是基本的。任何治療方面的努力都必須考慮患者的社會歷史置根性,考慮患者的文化經驗和觀點,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這些都是構成治療者和患者身份的基本元素。由于每一個人有著特殊的文化傳統或者文化經驗,因而我們根本沒有可能在接觸患者時就了解了他們的文化。”[3] 釋義學理解的文化植根性啟示我們,知識不是抽象的,任何知識都滲透了文化的影響,心理治療過程中所獲得的任何知識也都具有文化的相對性。另一方面,心理治療的模式和程序不是固定的,沒有普遍有效的治療方法,因為每個患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其經驗的意義也不同,理解的途徑自然不一樣。對不同患者的治療應充分考慮其特殊的文化經驗,采取靈活的方式,才能獲得期望的效果。因此,“從這種觀點來看,心理治療應該被理解為一組區域性的、與歷史關聯的、具體的文化實踐,而不是視為普適性的、非歷史的、非文化的治療技術。”[7]
從哲學釋義學的觀點來看,人際理解并非簡單地把握對方的內部體驗。早期的釋義學曾經主張理解是對文本客觀意義的把握,理解者以“移情”的方式把自己置于被理解者的位置,從被理解者的角度理解其生活經驗的意義。但是加德默等哲學釋義學家認為理解是在前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任何理解都是在前理解、前判斷、前概念、偏見的基礎上進行的,理解帶有深刻的文化歷史烙印,理解過程不可能在拋開這些文化背景的基礎上進行。因此,對于治療者來說,他對患者的理解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識基礎上,不可能拋開自己的視界,在一個“純客觀”的基礎上理解患者的經驗。從釋義學的角度來看,意義并不客觀地存在于患者內部的某個地方,意義存在于對話的過程中,存在于患者的活動和患者所報告的體驗中,是治療者和患者在對話的過程中,相互向對方敞開,從而達到意義的分享,即視界的融合。在這個過程中,文化歷史的知識背景,個人的前見、偏見都對視界融合產生了積極意義。
因此,從釋義學的觀點來看,心理治療中人際理解所關注的重點是對話和開放,治療者和患者的關系是平等的和類似的,兩者是對話過程中兩個平等的伙伴,雙方都具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自己的前見和成見,但是雙方都持開放的態度,相互向對方敞開自己的視界。從釋義學的角度看心理治療,則心理治療的目的在于醫患雙方共同創造一個特殊的平臺,在治療者的幫助下,患者在這個特殊的平臺上轉變自己的視界,讓新的存在、新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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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浩生 社會建構論視野中的心理科學觀 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J],2007, 95(1): 62-67
3. Christopher J. Culture and psychotherapy: Toward a hermeneutic approach. Psychotherapy, 2001, 38, 11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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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rk Y., Hospice B. et al. Use of hermeneutics research i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desire for euthanasia. Palliative Medicine, 2003, 17: 395
6. Belzen J., Hood B.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Toward another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6, 140(1): 1
7. Martin J., Thompson J. Psychotherapy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being: Hermeneutic perspectives on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2003, 16(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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